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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科技】文明的曙光[7P] [打印本页]

作者: caihuadazei 时间: 2014-7-18 11:36 标题: 【科技】文明的曙光[7P]

PS：刘夙的世界科学技术文化史个人觉得写得非常棒，现摘录一篇，图片挂了的话大家只看文字即可。刘属于比较温和的科普人士，虽然我更喜欢极端一些的。
文明的曙光
刘夙

在第二讲，我已经介绍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全球化——作为狩猎–采集族群的智人从东非地区不断扩散到世界各地。我还指出，第二次全球化是农业的全球化。可能你会对“全球化”这个用语有所怀疑，因为它的本义好像只是指“地理大发现”以来全世界被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中的过程。这种全球化看上去是非常彻底的，时至今日，世界上已经找不出哪个族群还没有生存在这个全球互通的经济体系里，无非是程度轻重的区别而已。相比之下，农业经济的“全球化”就不那么彻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的族群仍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更不用说几千年前了。而且，在远古那种颇为封闭的时代，既然做不到全球物资、人力和信息的普遍交流，又有什么资格称为“全球化”呢？
我的看法是，全球化这个概念是可以扩展的。毕竟，人文社科界研究全球化，并不只是为了描述一个现象，而是要探究这个现象对我们的生存方式造成的冲击，找到解决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的方案。因此，全球化现象的本质不在于某套技术是不是完全扩展到了所有的族群，也不在于是不是出现了全世界范围的交流，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用新达尔文主义的话来说，一套相互紧密配合的革命性技术引发了族群竞争的高潮，在通过族群取代、同化和文化借用这三种典型的过程扩散到尽可能大范围的族群中之后，引发了新的资源危机，从而引发世界性的社会危机，这恐怕才是全球化的本质现象。这也就是我把全球化概念扩大化，把狩猎–采集、农业、文明和工业这4套技术的扩散都称为全球化的理由。而且，既然全球化是一个过程，那么先后几次的全球化是可以重叠的，即使前一次的全球化未完，当部分地方已经出现了资源危机时，就可能引发后一次全球化的开始。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文明（civilization）的全球化过程。从西文词源来看，civilization来自拉丁文civis，本义是市民，也就是城市居民。另一个和文明密切相关的词politics（政治）来自古希腊语πόλις（polis），本义也是城市。这就提示我们，城市化（urbanization）是一种重要的文明技术。而城市化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在有限的地域内比以往集中更多的人口。
但是，这决不是城市化概念的核心内容。为了探索城市化的更重要的含义，我们先要看在城市出现前已经发生了什么。
农业生产造成的人口增加首先改变了社会管理方式。用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术语来说，狩猎–采集社会的最初形态是游团（band），人数从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它虽然通常由若干有极密切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但单独的家庭无法从事生产，而是主要由游团中的成年男性共同进行狩猎，主要由游团中的成年女性共同进行采集。这使得游团内部的等级关系比较“扁平化”，全体同性成员之间相对来说都比较平等，男性和女性之间也比较平等。领地接近的几个具有较密切血缘关系的游团再以氏族（clan）的名义组成150人左右或更少人数的部落（tribe），部落中的各氏族之间相对来说也是平等的。由于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低密度性，他们的最高社会组织通常也就到部落一级（在物产特别丰富的地方可到酋邦一级），从最小的生产单位氏族到部落，主要只形成了两级。这就是狩猎–采集族群的社会面貌。

四种基本社会类型的比较（引自《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译本，部分译法不当，如“族群”应为“游团”，“酋长管辖地”应为“游邦”）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社会则不然。其最小生产单位是家庭（family），由家庭组成几十人左右的氏族，由氏族组成几百人左右的部落。因此，虽然还是同样的人数，从最小的生产单位家庭到部落，组织层次却多了一级。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密度增加，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族群往往是整个部落聚居在同一个定居点里，一个村落就有一两百人，而由于定居生活的关系，每个家庭通常都有各自的住处，这都使得农业社会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出现了明显分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管理技术的复杂性。
传统上认为，狩猎–采集族群生产不了太多过剩的食物，所以发展不出阶级社会，而农业族群能够生产剩余的食物，根据对这些剩余资源的占有程度不同，出现了贫富分化，由此出现了阶级分化。然而，在原初丰裕社会中，很多狩猎–采集族群并不是不能生产过剩的食物，而是因为野生动植物资源太丰富了，用不着生产过剩的食物。所以农业族群囤积剩余食物的主要原因，在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短缺使他们必须亲自生产食物，而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气候的年际变化性又使他们必须通过囤积的方法度过青黄不接的时节和荒年。尽管如此，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氏族或部落内部也还是较为平等的，一方面，氏族和部落都是由具有最亲密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亲属之间的利他主义本身就降低了人们私藏过剩食物的意愿；另一方面，在像氏族和部落这样的人人相互熟识的社会里，假定有人胆敢私藏过多的食物而不拿出来分享，一旦被发现，就会引起他人的不满，而可能在社会中受到孤立。被孤立意味着无法再得到他人的帮助，这对于个体的生存是不利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一旦感觉自己被孤立，往往会觉得非常痛苦，这种痛苦的情绪正是长期演化而来的一种心理策略，促使我们放低身段向其他人示好，从而获得重新被接纳的机会。
但是，随着人口增多，这种通过熟人之间的监督维持平等关系的机制就持续不下去了。我们前面提到了150人这个数字，它是英国学者罗宾•邓巴发现的一个人人熟识、能详细记住过去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的群体的最大平均人数，所以又叫“邓巴数”（Dunbar number）。第一讲提到，正是通过对灵长目动物大脑新皮层体积和群体规模关系的研究，邓巴提出了群体规模扩大促进脑容量增大的社会脑假说，而对应我们智人大脑新皮层体积的群体规模就是约150人。如果一个部落大大超过了150人，结果就是不再有人能够记住部落中的每一个人，这时候，处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大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陌生人危机”。
对于狩猎–采集社会来说，和陌生人的相遇通常是很不愉快的，有很大的机率以其中一方被赶跑或杀死告终。但对于较大规模群居的农业社会来说，就必须发明一些社会技术降低陌生人之间的敌意。一种有效的办法是让每个群体都具备一些共同特征，让人一了解这些特征就能区分“我群”（in-group）和“他群”（out-group），从一开始就降低对我群内的陌生人的敌意，这大概就是部落图腾的主要用途。但是，如果我群内的陌生人发生了争端怎么办？像以前那样靠熟人社会自行调解已经行不通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在群体内部找几个人人信服的“大人物”充当权威，赋予他使用武力的特权来调解争端。这些“大人物”就是酋长（chief）。具有仲裁和武力使用特权的酋长的出现，是人类的社会管理技术的一大飞跃，也可以看成是专制和法律的滥觞。当然，另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是部落分家，一部分人另择领地生活，从而使各自的群体人数仍然降到熟人社会规模的上限以下。The Better Angels in Our Nature）
酋长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变动。首先，酋长可以利用他的权威决定部落财富的重新分配，并从中为自己抽取一定的份额，作为自己因为部落事务缠身不能亲自从事农业生产的补偿——这显然就是税收的前身了。其次，酋长可以利用他的权威把大量人力组织在一起，从事一些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大型工作，比如建造村落周边的保护性工事，以防止周围的狩猎–采集部落的劫掠，等等，而这显然是公共服务的前身。再次，酋长可能利用武力使用的特权，把所有这些权力垄断在自己所在的氏族中，甚至垄断在自己的后代中，形成世袭制。复次，世袭酋长的氏族可以利用其特权进一步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氏族攫取更多的财富，造成部落内的财富不均。因此，恐怕并不是财富不均决定了等级社会的出现，而是等级社会的出现决定了财富不均。最后，酋长或他身边的人可能会把部落原有的简单宗教意识改造成较为系统的宗教，为等级制辩护，从而在精神上减轻下级氏族和下级成员对等级制的不满（关于宗教的起源，后面我们讨论科学的起源时还会再讨论）。

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约前4600－前4400年）原村落复原图。姜寨遗址主要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据推测其居民属于O3系族群（华夏族群）。村落周围有壕沟，村落中有大型建筑和广场，布局呈现出一定的规划，表明姜寨村落已经具有城市的一些特征，而姜寨部落也正在向酋邦演化的过程中。（版权不明）所有这些新的社会技术的出现，彼此之间都并没有严格的充分必要关系，并不是说其中一种技术出现之后，其他的技术也一定会出现（统计学上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这个思想无论对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极为关键）。因此，发展到酋长制的部落也有丰富多样的形态，有的有世袭制，有的没有世袭制，有的比较平等，有的较不平等。然而，因为酋长制克服了农业社会人口增长后遇到的陌生人问题，迈过了这道坎之后，农业社会的人口就继续增长，陌生人度越来越高，从而使酋长为自己氏族谋利的倾向越来越大，社会等级也就更容易发展。
然而更关键之处在于，当农业全球化使传统的部落农业发展到极致，无法再支撑更多的人口时，人类便面临了第二次资源危机。这时候，酋长制的实施成了解决危机的最积极的方法。通过酋长主持的公共服务，农业生产的效率更高，剩余财富更多，这可以促进社会分工，使更多的人像酋长那样不再从事一线农业生产，而是专注于制造石器、编织、制陶、建筑房屋、祭祀等其他技术工作。毫无疑问，社会分工可以促成更多技术创新，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因此，人们对酋长制下不平等的忍受，是以这种制度可以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从而促进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进而促进自己所在族群在族群竞争中获胜为前提的。不能满足人们这种需求的酋长就可能被推翻，但结果是人们又会选出新的酋长来，否则已经提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就会因为公共服务的缺乏而崩溃，我群在族群竞争中就会居于劣势。
随着农业地域的人口和村落密度进一步提升，村落的人口数也越来越多。不同的村落之间开始发生冲突，这时候，酋长制的第二个好处就显出来了：通过酋长主持的组织化、等级化的军队，部落可以在冲突占据优势。当然，部落竞争的结果通常只会有一个：或者是通过潜在的战争威胁，或者是通过实际战争的征服，这些村落最终被迫联合起来，在各自的酋长之上由势力最强的部落酋长担任了权力更高的“总”酋长。这时候，农业社会的社会形态就由部落转为酋邦（chiefdom），酋邦就是国家的原形。酋邦可以通过更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开源），也可以通过更明显的等级制，以一部分人资源收益的减少为代价满足另一部分人对资源的需求（节流）；再加上城市化的作用，酋邦就这样克服了第二次资源危机的第一波。在酋邦中，人口数可达数千人，社会管理等级包括了酋邦——部落——氏族——家庭4级，较之农业部落更复杂了。
以上就是城市出现之前发生的事情。至于城市本身，还没有一个各方公认的定义，恐怕以后也不可能有。相比之下，我觉得城市生态学对城市的定义比较好，即城市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物流、人流、能量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枢纽，为了形成这样的枢纽，需要这些资源的集中，就像动物在演化中需要把神经元集聚为大脑以便更好地控制躯体、应付环境一样。这个定义不仅适用于现代城市，恐怕也适用于古代城市。以前的学者为判断一个古代聚落是不是城市下的很多标准，比如有宫殿，有庙宇之类宏伟的公共建筑，有手工业作坊，有商人，有城墙之类防御工事，布局有规划之类，似乎都可以视为因为上述定义中“五流”的存在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城市化的好处有很多。比如现代研究表明，城市化可以节省社会运转所需的资源（比如给同样多的人口供应生活必需资料，这些人集中住在一起时的物流成本显然比分散居住时的物流成本低）。而且，城市中充分的信息交流又有利于技术创新。这些都进一步加强了酋邦对资源开源节流的能力。
一般认为最早的城市出现在新月地带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又叫两河平原，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共同冲积而成），时间在大约公元前3500年左右，乌尔古城就是其中的代表。美索不达米亚因此成为人类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此后，在古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中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区，也先后出现了城市。不难看出，旧大陆最早的城市总是出现在大河的冲积平原之上，因为这里灌溉方便；灌溉是解决“靠天吃饭”的非常重要的农业技术，而要建设大型的水利工程，自然非需要酋长把人力组织起来不可。城市的出现，可以视为文明的曙光，到了国家出现以后，文明时代就全面到来了。

乌尔古城遗址，位于今伊拉克境内（版权：美军驻伊拉克部队）上面提到的专制、法律、税收、公共服务、宗教、组织化军队直至城市化，全都属于社会技术。按理说这不应该是世界科学技术文化史这样的课重点关注的内容，但在新达尔文主义的视角之下，既然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在延伸的表型本质方面没有区别，而文明的起源对于完整、深入理解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文化史又特别重要，那么我们还是必须像上世界历史的课一样好好了解一下这一段的历史。但在继续讲国家的起源之前，我先要讲一些演化心理学的东西。延伸的表型理论和演化心理学是新达尔文主义范式社会科学的两大理论基础，把这个讲完，这门课程的所有理论铺垫才算都做完了。
从体质演化转向技术演化演化心理学理论关注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呢？是人性（human nature）。
顾名思义，人性就是人的特性，是人之作为人而不是禽兽的特征。看上去，“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意思差不多，其实不然。上一讲已经说过，“本质”这东西总是有一种“全或无”的意味，所以人的本质就是人一定有、而禽兽一定没有的特征。但是，生物学已经证实，人的几乎任何一种重要的特性，都在动物（特别是大猿）的身上有某种不完善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人的这些特性正是从其类似于大猿的祖先所拥有的不完善的特性逐渐演化而来的，在这个渐变的过程中没有天然存在的截然界限。因此，我们应该像医学上的疾病诊断或心理学上的人格量表那样，把人性理解为一套性状的集合，每一个性状都体现为“完全非人”和“完全是人”两个极端之间某个过渡值，一个物体越是在各个性状方面都接近“完全是人”的极端，这个物体就越有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等于给出了“人类”的另一个定义：人类就是有人性之物的集合。
这样定义的“人类”，和生物学人类的范围并不等同，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有的动物或非生命的物体总让人觉得就是人（养宠物的朋友估计会有很强烈的这种体会），有的人就让人觉得不是人（比如穷凶恶极的罪犯），就是因为前者让人觉得有人性，后者让人觉得没有人性的缘故。
那么，人性包含哪些方面呢？怎样的特征就让人觉得“有人性”呢？这个就是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了。不过说来令人唏嘘，如果以实验心理学作为现代心理学的开端，那么心理学已经有将近150年的历史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标榜自己是一门科学的现代心理学，却总是喜欢把基础建立在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说之上，由此构建的心理学有时候还不如我们的常识更懂人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把新达尔文主义范式引入心理学研究，创立了“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这样一种新范式的心理学，我们才可以放心说，心理学终于找到了探究人性的正确道路。
演化心理学从生物学出发，提出了几个更实证的理论作为其全部理论大厦的基础。首先，作为绝大多数人类行为的内在原因的人类心智是演化的产物，是有遗传背景的。过去在心理学界十分流行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范式认为，人类的心智是一块“白板”（blank slate），几乎没有先天的、遗传的基础，所有的心理和行为都是后天环境塑造而成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立者约翰•华生（John B. Watson）就曾在1930年的一本书中放下豪言：

给我一打健康而又没有形态缺陷的婴儿，给我一个由我支配的专门环境，让我可以抚养他们，我可以保证，随机从中挑出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天赋、嗜好、倾向、能力、长处以及祖先的种族如何，我都能把他训练成我选择的任何一种职业的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业大亨，甚至是乞丐和小偷。

虽然其实华生本人的态度没有这样极端，但在他之后的斯金纳（B.F. Skinner）却真的把行为主义推进到了非常激进的进步，过分强调了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就发展出了演化心理学家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和约翰•图比（John Tooby）所称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式”（the 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它同样认为环境是决定人类行为的压倒性因素。其中的“标准”两字足以体现这种模式的普遍性、主流性。比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是享誉世界的全球通史著作，但在该书最新的第7版中，他仍然坚持说道：

历史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战争的发生不是因为人类的本性，而是因为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又是由人类组成的，因而它也可以由人类重新构建。

问题在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多个方向都证明，这种“白板说”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的。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双生子研究。我们知道双生子有两种：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同卵双生子的遗传型几乎完全相同，实际上他们是天然的“克隆人”；异卵双生子则和一般的同父母兄弟姐妹一样，只有一半基因是相同的。利用两类双生子的特点，可以进行很多与遗传有关的心理学研究。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一些贫苦的父母不得不把刚生下来的孩子送给他人抚养，其中就包括一些双生子。对于其中从小分离的同卵双生子来说，这等于是人为造成了一批先天相同、后天不同的对照样本。如果白板说是对的，既然这些同卵双生子的后天环境有很大差异，那么他们的心智就应该非常不同，而且这种差别程度和从小分离的异卵双生子或一般的兄弟姐妹应该是一样大的。
从1989年开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先后研究了上百对从小分离的同卵孪生子，详细收集他们的病史和社会经历，认真比较他们当下的体格和心理状况。这样一场持续了十几年的大型的研究最后得出了什么结论呢？第一，即使同卵孪生子从小分开抚养，他们的心智仍然具有很大相似性，以智商的相关性最高，其他如人格、社会态度甚至兴趣爱好也都有很大的相关性。第二，由父母一起抚养长大的同卵孪生子，成年后在这些心理特征方面并不比从小分开抚养的同卵孪生子更相似。这个结论雄辩地说明，人的心智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遗传决定的。粗略来说，先天和后天的影响大约各占一半。
由于双生子研究在确定人性的遗传因素方面具有明确而有说服力的作用，如今它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常规手段。中国学者在2014年就用这种方法发现中国人的幸福感也受遗传的影响，其中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幸福的遗传度都是33%，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幸福感的差异有33%是由基因决定的。
既然人类心理受到遗传这么强大的影响，那么，它就和人的形态性状一样，要经受自然选择的考验。演化心理学指出，人的心智是模块化（modulated）的，不是像计算机CPU那样的通用处理器，而是分割成一个个的模块，每个模块负责解决一类具体的生存或社交问题——比如，遇到蛇怎么办？遇到陌生人怎么办？怎么能把对面那个帅哥／美女搞到手？能更好地解决生存问题的心智表型就更多地传递下来，而不能更好地解决生存问题的心智表型就不容易传递下来，最后就消失了。
但是，生物体的体质演化总的来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环境造成的选择压力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往往需要上万年的时间才能让生物的相关性状发生明显的改变，产生更大的适应。以直立行走为例，人类用了至少240万年来适应这种行走方式，但这种适应到今天还不能说是完美的，还是留下了一些隐患——比如，直立行走导致脊椎下部和下肢关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的腰椎和膝关节都非常容易受伤。直立行走导致内脏器官容易在重力的作用下偏离正常位置，这就是内脏下垂。此外，直立行走和痔疮、高血压这些疾病也有关系。
同样，现代人的心智本来是在漫长的数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慢慢塑造出来的，主要负责解决旧石器时代的那些生存和社交问题。但是，在人类于大约1.1万年前进入农业时代，约7千年前进入文明时代，又于18世纪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周边的环境——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1万年听上去是个很久的时段，但在人类的演化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我们可以想象，这么短的时间恐怕不足以让人类演化出适应农业社会的心智，更谈不上适应文明社会和工业化社会了。
更重要的是，从7万年前智人的“创新大爆炸”之后，人类越来越有能力通过技术营造有利于自身生存的人工自然环境，而且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来获取文化。从此，这些可以通过学习而在个体间、代际间传播的文化和由这些文化指导的技术，就取代了主要由遗传决定的技术，成为新的作为族群竞争工具的延伸的表型。族群竞争的结果，因而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技术、文化的演化，而不是体质的演化。这样一来，我们心智的演化就更缓慢了，甚至可以说近乎停滞。直到今天，我们的心智仍然基本停留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擅长解决的仍然是旧石器时代人群面对的那些问题；我们，不过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原始人——这就是演化心理学上极为关键的旧石器时代心智理论。
不妨举个有趣的例子：很多人天生就怕蛇、怕蜘蛛、怕死尸，因为毒蛇和毒蜘蛛可以致人死命，尸体会腐败产生毒素、滋生传染病，对生存有害，所以长期的演化让我们在基因里就害怕这些东西。但是，今天电源插座和汽车造成的意外死亡比毒蛇和毒蜘蛛多得多，我们却不会怕插座或汽车！这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演化出害怕插座和汽车的本能，更是因为发达的技术和文化让我们不需要演化出这种本能也能有效地规避插座和汽车的风险。

现在，每年因为车祸死亡的人数，要远远多于被毒蜘蛛螫死的人数，但是演化心理让我们害怕蜘蛛，却不害怕汽车（下图版权：iStockphoto/Holger Gogolin）在此我要啰嗦几句题外话：演化心理学的这些理论，体现了新达尔文主义和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一度风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一个根本区别：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为人类的体质在现代还在快速演化，进而认为通过所谓“优生学”（eugenics）可以改良人种，这在新达尔文主义看来是荒谬的。
此外，新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社会达尔文主义从体质快速演化的臆想出发，认为不同的族群体质显著不同，而且可以分优劣，这就为种族屠杀这种严重违犯人道主义的恶行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新达尔文主义者看来，不同的族群虽然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基因差异，但人类共通的人性仍然是主要的、应予优先考虑的。比如X染色体上有个基因叫MAOA，它有两个主要基因型，MAOA-3R基因型容易让男性变得敏感、冲动、易于使用暴力，如果是从小就受虐待的男性，甚至会发展出反社会人格；MAOA-2R基因型则没有这样的表现。据统计，MAOA-3R基因型在非白人族群中频率普遍较高，如汉族人是54%，新西兰毛利人是56%，黑人是58%，但白人就只有36%。有人因此认为这是非白人族群社会更倾向于发展集体主义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可以抑制这些男性的反社会行为。但是，决定社会形态的因素成百上千，我们充其量只能把这种基因差异作为来自遗传背景的因素之一。如果认为仅仅这一个基因差异就决定了东西方的社会形态不同，那就陷入了一种最庸俗版本的遗传决定论，也就重新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泥潭。
第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常常过于强调个人竞争，强调极端的利己主义，新达尔文主义则把利他行为圆满地纳入了理论框架，从而使利己主义无法再用“生存竞争”来为自己背书。总之，如果有人一听到“新达尔文主义”，不去了解它“新”在何处，就急不可耐地用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那些理由来批新达尔文主义，那我只能说，他的偏见蒙蔽了他的理智。
言归正传。根据旧石器时代心智理论，如果要了解现代人的人性，我们首先应该了解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环境，从而了解哪些问题是当时的人类心智必须迫切解决的。通过比较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环境和现代环境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像找出椎间盘突出、内脏下垂、痔疮这样的生理不适应一样，找出心理上的不适应，从而有可能更有成效地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
下面在介绍国家的起源时，我们就可以看看，从狩猎–采集时代，到农业时代，再到文明时代，人类生存的环境发生的变化让我们的心理逐渐出现了哪些不适应。
“青铜纪”和“黑铁纪”在演化心理学上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假说，叫做“非洲稀树草原假说”，大意是说既然自从人类的祖先有几百万年生活在非洲稀树草原上，那么自然选择一定已经让人类演化出了喜欢大草原景观的心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假设，但是后来被证明是过于“强势”的假设，因为相关的心理学实验难以重复。但是一般来说，人类总是喜欢自然风景胜过人造风景，喜欢花果点缀其间的茂密植被胜过垃圾点缀其间的高楼大厦，这很可能的确有先天心理因素在里面；我们的祖先可能就是这样不断回避已经被人类的生活痕迹污染过的地方，去选择新的宜居之地。今天，很多城市人厌倦了城市生活，喜欢“逃向”乡村和野外，其中应该就有这种心理的作用。这也就为城市规划提出了有益的启示：应该在住宅周边多布置绿化，使人出门不久就能接触到类似野生植被的环境，可能有益于纾解城市生活的紧张感。
另外，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较为狭窄的时空范围内，如果没有经过后天的训练，我们对广阔时空的理解常常是非理性的。比如世界很多族群都有“大洪水”的传说，据今天的研究，这可能反映了约1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海平面上升淹没在海边不远处居住的族群住地的事实。果然如此的话，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其实是没有洪水的，但在这些海边族群看来，只要自己身边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有“洪水”，那就相当于全世界发了大洪水。现在也一样，每逢发生大地震，媒体就开始跟风，不断报道世界各地的地震信息，引得很多人叹息：“最近怎么这么多地震？”“地球调成震动模式了吗？”其实多数时候地震的发生频率并没有增高，只不过你关心得多了以后，如果对地理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就会倾向于认为这些地震都是发生在自己身边不远处，于是多少会产生一种“世界末日”的错觉。我们对空间的感觉是如此，对时间的感觉也一样。很多族群极为漫长的历史，在其传说中往往被压缩到几代人甚至一两个祖先身上，就是明证。再如天文学家认为，因为太阳的亮度升高，大约8亿年之后地球表面的水就会全部被蒸散到宇宙中，地球会成为金星那样的炼狱。你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因为这个假说产生了不安感。
然而，人更是社会动物。我们和与他人交往有关的心理，要比上述的对自然的朴素认知顽固得多。演化心理学家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更多。这方面的研究结果，我们会在课程讲授的过程中慢慢介绍，这里先讲两项至关重要的结论。
第一，由于邓巴数的限制，一个社会的规模越大，它的陌生人社会性质越高，我们对在其中生活的他人也就越来越不理解，越来越有隔阂。这种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造就了一系列社会技术的出现，前面已经介绍了一些，这里再补充几个和国家的出现关系更密切的：因为社会管理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需要领导者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整合社会中各个人群的信息，制定合适的社会政策，所以在酋邦出现之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就是其中的领导阶层开始打破氏族、部落的限制，开始出现选贤任能的因素。同样，城市的出现，也使市民的社会关系从原来的血缘为主，转为以阶层、地缘为主（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远亲不如近邻”）。再如，因为最高酋长无法认识酋邦里所有的人，酋邦的统治必须分层级，最高酋长一般只和各个部落各自的小酋长及其助手接触，各个部落的信息由小酋长或其助手汇总上报，而大酋长的信息也由他们向下传达。为了保证信息传递过程中不发生走样，文字的使用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与此同时，陌生人社会也造成了我们心理上的不适应。比如，由于长期生活在以血缘为主要关系的熟人社会中，我们的裙带主义（nepotism）和小圈子心理至今仍然极为顽固，成为陌生人社会建设的极大阻碍。另一方面，在陌生人社会中，因为我们可能和很多人只见一面或几面，于是各种欺骗横行，人情也显得淡薄，却又加重了我们的孤独感。
当然，陌生人社会造成的最大后果是，由于整个社会中的人群不可避免要根据各种关系分裂成很多较小的群体，因此所有的陌生人社会都潜藏着内部危机。一旦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不可妥协的程度，社会的分裂甚至崩溃就在所难免。这种群体划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血缘、地缘、阶级阶层、职业、语言、信仰等等都是重要因素，只强调其中某一方面是不合理的。直到今天，一个国家如何解决各个群体之间的冲突，让他们不仅能彼此妥协，而且能达成对国家而不是对别的什么人群（比如小于国家的部落、城市，大于国家的全体教徒甚至全世界）的合法性的共识，仍然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治史研究的一条主线。
第二，随着文明的出现，人类的等级行为得到了很大的强化。实际上，动物学家早就发现，群体动物全部都有等级行为，从鱼类开始的高等群体动物甚至还有和等级行为相关的推理能力（如果A强于B，B强于C，则A强于C）。等级行为的好处在于，确定的等级可以避免两个个体之间不必要的冲突，因此在演化上具有优势而被选择了出来。
然而，等级行为并不一定体现为严格的等级制度。事实证明，等级行为完全可能产生类似平等的行为——群体中能力较弱的个体联合起来，共同杀死、逐走或孤立能力最强的个体，从而使由多人组成的次强个体联盟的等级凌驾于最强的个体之上，形成人类学家克利斯托弗•贝姆（Christopher Boehm）所谓的“逆向统治等级”（reverse dominance hierarchies）。因此，虽然人类社会形态可以表现为从极为不平等到极为平等的连续谱系，但其背后仍然都有一个等级意识的心理根源，因此是有规律可寻的。
前面已经提到，狩猎–采集社会和早期农业社会之所以较为平等，是因为武力并不垄断在领袖手里。但如果武力开始垄断到酋长的手里之后，缺乏武力的个体通常无力反抗手持武力的人，等级社会也就稳定地存在下来，并且可以发展成奴隶制那样相当残酷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层次的复杂化也很容易和等级制相互配合，形成精致复杂的统治等级。从此，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是社会管理技术总是倾向于维持一定的等级制，二是处在中下层的阶级很容易受有利于他们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而反抗等级制。这构成了政治史研究的另一条主线。
正因为人类有这样丰富的演化社会心理，这决定了历史研究主要仍是社会技术史研究，而不是自然技术史研究。其实历史学家已经基本公认，自然技术在根本上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走向和族群关系，但是不同的族群对各种自然技术的接受程度为什么会有差异？为什么同一种自然技术在不同的族群之间会有不同的传播结果？这就不是单纯的自然技术史研究所能解决的问题了，而必须通过对社会技术及其文化的研究才能解决。虽然我提倡用来自自然科学的新达尔文主义范式重新审视历史，但这个新的视角其实是这样：第一，通过延伸的表型理论表明人类历史在根本上是族群竞争史，这个观点其实不算新鲜，无非是把其背后的历史哲学更深化了一下而已；第二，通过演化心理学研究揭示人性之常在技术传播中的作用——这是新达尔文主义范式史学最有创新性的地方，用科学哲学的话来说，是对历史研究的“还原”（reduction），但还原仍然意味着深化，而绝不意味着颠覆。如果把这种还原主义（reductionistic）、自然主义（naturalistic）的研究范式理解为用自然技术文化史研究代替社会技术文化史研究，那就走上歧途了，而且最终也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更深入理解人类历史的目的。
话说回来。当酋邦的人口进一步增多之后，第二次资源危机的第二波又会来到。这时，类似当初部落合并为酋邦的一幕又会重演：在相邻的酋邦中，大多数酋邦要么被威胁，要么被征服，而被迫联合起来，从而形成人口达到数万人以上的更大型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出现了复杂的统治层级，通常具备文字、举贤制度和明显的等级制——这就是国家（state）。世界上最早出现酋邦和城市的地区，同时也是最早出现国家的地区，而美索不达米亚再次成为最早的国家——苏美尔王朝出现的地区，时间是约公元前3100–前2900年。在中国，一般认为夏是最早的国家，但因为至今不能从考古上确证夏朝的存在，也有人认为商才是中国最早的国家。

河南偃师商城小城北墙遗迹。商代是考古上可以明确证明的中国最早的国家（版权：偃师市招商引资局）国家的出现，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全面来临。伴随着国家的全球化，新一轮的族群竞争又开始了（我们将在下一讲结合古代到中世纪的技术来介绍）。尽管按照加拿大著名演化心理学家平克（Stephen A. Pinker）的说法，由于文明技术对陌生人冲突的克制作用，比起原始社会来，文明社会的暴力实际上在不断减少，但是族群竞争却始终存在，在很多时候也仍然以肉体消灭这种最残酷的方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国家的出现也标志着人类从此开始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顺心”（顺应演化心理）的时代。正如农业的出现催生了一批退步主义传说和史观一样，文明的出现催生了更多的退步主义文本。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古希腊神话中的“五纪说”：

神祇创造的第一纪的人类乃是黄金的人类。……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没有劳苦和忧愁，差不多如同神祇一样。他们也不会衰老。他们的手脚仍然有着青年的力量。四肢润软，不生疾病，一生享受盛宴和快乐。神祇们也爱护他们，给他们丰盛的收获和壮丽的牧畜。当他们的死期来到，他们就入于无扰的长眠；但是在活着的时候，他们有着许多如意的事物。大地自动地为他们生长出十分丰富的果实。他们的需要都得到满足，大家在和平康乐中幸福地生活。……

其后神祇创造第二纪的人类，白银的人类；这在外貌和精神上都与第一个种族不同。他们的子孙，百年都保持着童年，不会成熟，受着母亲们的照料和溺爱。最后当这样的一个孩子成长到壮年，留给他的已只有短短的一段生命。因为他们不能节制他们的感情，放肆的行动使得这新的人类陷于灾祸。他们粗野而傲慢，互相违戾，不再向神祇的圣坛献祭适当的祭品来表示敬意。宙斯很恼怒他们对于神祇缺乏崇敬，所以他使这个种族从大地上消灭。但因为这白银的种族并不是全然没有道德，所以不能不有某种光荣。在他们终止人类生活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作为魔鬼在地上漫游。

现在天父宙斯创造了一种第三纪的种族，青铜的人类。这又完全不同于白银时代的人类，残忍而粗暴，习于战争，总是互相杀害。他们损害田里的果实并饮食动物的血肉；他们的顽强的意志如同金刚石一样坚硬。从他们的宽厚的两肩生长出无可抵抗的巨臂。他们穿着青铜的甲，居住青铜的房子，并以青铜的工具操作，因为在那时还没有铁。但他们虽高大可怕，且不断互相战争，却不能抗拒死。当他们离开晴朗而光明的大地之后，他们就下降到地府的黑夜里去。

当这种族也完全死灭，……宙斯创造了第四纪的种族，他们依靠大地上的出产来生活。这些新的人类比以前的人类都更高贵而公正。他们乃是古代所称的半神的英雄们。但最后他们也陷于仇杀和战争，有的在忒拜的城外为俄狄浦斯国王的国土战争，有的为了美丽的海伦乘船到特洛亚原野。当他们在战斗和灾祸中结束了地上的生存，宙斯把天边的，在暗黑的海洋里向着光明的极乐岛分派给他们。在这里他们过着死后宁静而幸福的生活，每年三次，富饶的大地给他们甜蜜果实的丰收。

古代诗人赫西俄德说到人类世纪的传说，他以这样的慨叹结尾：“啊，假使我不生在现在的人类的第五纪，让我死得更早，或出生得更晚罢！因为现在正是黑铁的世纪。这时的人类全然是罪恶的。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和忧虑，神祇使他们有愈来愈深的烦恼，但是最大的烦恼却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带来的。父亲不爱儿子，儿子不爱父亲。宾客憎恨主人，朋友也憎恨朋友。甚至于弟兄们都不赤诚相与如古代一样，父母的白发也得不到尊敬。年老的人不得不听着可耻的言语并忍受打击。啊，无情的人类哟！难道你们忘记了神祇将给与的裁判，敢于辜负高年父母的抚育之恩么？处处都是强权者得势，人们毁灭他们邻近的城市。守约、良善、公正的人得不到好报应，而为恶和硬心肠的渎神者则备受光荣。善和文雅不再被人尊敬。恶人被许可伤害善良，说谎话，赌假咒。这就是这些人所以这么不幸福的原因。不睦和恶意的嫉妒追袭着他们，并使他们双眉紧锁。直到此时还常来地上的至善和尊严的女神们，如今也悲哀地以白袍遮蒙着她们的美丽的肢体，回到永恒的神祇中去。留给人类的除了悲惨以外没有别的，而这种悲惨且是看不见边际的！”

结合希腊历史，我们可以大致认为，黄金纪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社会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社会；白银纪相当于约公元前1600–前1200年已经进入国家阶段的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实际上这两个文明都已进入铜器时代）；青铜纪相当于前1200年前后发生的所谓“多利亚人入侵”对有文字纪录的迈锡尼文明的破坏（实际是迈锡尼文明的内部崩溃），英雄纪相当于之后失去文字纪录、重回“黑暗时代”的希腊人国家通过海路对小亚细亚文明的入侵（此时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而黑铁纪无疑是约前8世纪希腊人国家恢复文字纪录之后的时代。如此说来，这样一幅人类不断“堕落”的场面，反映的其实正是文明出现之后的族群竞争史。

古希腊最早的文明——基克拉底文明、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它们相当于“五纪说”的“白银纪”（版权不详）本讲小结

● 在游团、部落、酋邦、国家4个等级的社会形式中，狩猎-采集社会因为人口密度低，通常只有游团和部落两级，属于熟人社会，内部相对较为平等。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社会可以在部落之上发展出酋邦，在酋邦之上发展出国家。酋邦和国家属于陌生人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主要通过由领导人实施专制和法律技术来避免社会内部的陌生人冲突。
● 酋邦和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城市化技术是文明的标志，其他文明技术还有专制、法律、税收、公共服务、宗教、组织化军队、统治层级、文字、等级制等等，这些技术的出现彼此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虽然并非因果性），都可以视为是应付陌生人社会的社会技术。
● 演化心理学反对行为主义，否认人类心智是“白板”，认为其中有不少通过演化得来的先天心理。人类的演化心理是模块化的，每一种心理负责解决一类具体的生存或社交问题，这些演化心理合起来就构成人性。然而，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剧变的环境和人类强大的学习能力导致人类的体质演化几乎停滞，由技术演化取而代之。因此现代人心智适应仍然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环境，这就造成了新石器时代社会以后人类心智对环境的不适应。其中，人类对陌生人社会的不适应，是国家出现之后许多社会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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